一、加强总体城市设计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当前，面对城市高速发展的态势，面对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竞争局面，城市和它的决策者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区域分工协作的格局中找到自身恰当的定位，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与整体空间框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自身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城市决策者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他必须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城市自身的独特价值和定位，为城市空间发展找到一条和谐的正确之路。遗憾的是，这种在城市全局层面为城市空间发展制定战略与框架的总体城市设计工作，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加强总体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既恰逢其时，又显得十分迫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理论层面

       目前，国内全面系统论述总体城市设计的专著十分匮乏，这与我国城市高速发展的态势极不相称；同时，在2006年4月1日实施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并无总体城市设计的内容，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编制规范和技术标准，总体城市设计的内容、编制程序和成果等都处于百家争鸣、各说各话的探索之中；甚至在很多设计人员的头脑中，还没有总体城市设计的概念，更不要说实际中的运用操作，在进行总体城市设计编制时感到无从下手。

2.实践层面

       当前，很多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重项目、轻规划，重局部、轻整体的现象十分严重，对城市空间发展缺乏全局层面的思考和整体上的控制，往往使城市建设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局部的、具体的项目建设或各显神通，破坏了城市空间的整体和谐，或缺乏整体的控制和指导而无所适从。城市设计实践多停留在局部和具体项目建设上，缺乏对城市空间发展的整体思考与把握。

3.管理层面

       由于总体规划自身的要求和战略性、原则性的特点，使其在现实中的操作性不强，且由于总体规划是二维规划，更注重土地使用的经济性，缺乏对空间及人的感受的关注，而城市建设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具体建设项目亟待实施，需要有切实的规范和指导。这就需要总体城市设计，它既能统率全局、制定整体和谐的空间发展框架，同时又能指导具体的项目建设，对项目的定位、风格、色彩、高度和环境要求等都能提供明确的引导，又能做到规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同时，总体城市设计能将设计导则转化为管理的条文和依据，从而与日常的城市管理工作紧密结合，保证总体城市设计原则、意图得到落实和体现。

二、总体城市设计历史渊源

       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自古有之。《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从城市的规模、形态、道路尺度、重要场所和建筑的布置等方面，精要地概括出了城市依据礼制建设的总体城市设计原则。

       隋唐长安城——封建社会建成的最大城市，是一座完全按照营国制度整体设计的新城。                    

       明清北京城，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把城市作为整体来设计的典范。整座北京城有明确的中轴线，道路系统呈格网状；道路的等级宽度按功能划分有机组织；坛塔庙宇等重要建筑物的设置位置、它们的尺度、高度、形态都服从于整体空间架构的需要。

       以上几个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按照礼制进行城市整体布局设计，确定了城市发展的空间框架，并在此框架内进行建设布局控制，形成了“方正宏大、宫城居中，对称严谨、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坊里均称”[1]的城市形态。这样的城市，功能清晰、形态完整、主次有序，直接体现了封建宗法观念，非常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管理。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城市中，每个阶层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明确的建设行为规范：我的房屋可以建在哪里？不可以建在哪里？可以建多高？可以用何种材料？可以用什么色彩？ 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心中有数，这充分说明了总体城市设计的全局控制力。

       西方的总体城市设计实践也是由来以久。从希波丹姆（Hippodamus）设计的米利都城， 到罗马城镇的建设；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阿尔伯蒂的《论建筑》、费拉瑞特的《理想的城市》中对理想城市的设想，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以及嘎涅的“工业城市”、马塔的“带形城市”、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赖特的“广亩城市”等，都是试图用一种理想的城市整体形态模式，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有益探索。

       20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亚、美国的费城、旧金山等城市的规划建设，都是总体城市设计的重要实践和探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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